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恭喜你熬走2020年。”2021年零点，刘杰收到一条微信祝福。他回复：希望以后每天都是好日子。
对刘杰来说，2020年这个本命年分外残酷。年初爷爷因肺癌去世，相恋5年的女友提出分手，在大厂工作不过半年，他累出了肩周炎、脊椎病以及心率不齐，5月份结束远程办公回到公司，刘杰已经有了轻微抑郁倾向，心理咨询师告诉他，需要做长期心理干预。
刘杰安慰自己，2020年就业环境差，有一份工作糊口，能“活着”就不错了。但很快，他被动失业，转行碰上不靠谱公司，工作了1个多月，没拿到一毛钱工资。只能重新给大厂投简历，入职新公司后每天的通勤时间将近4小时，他自嘲“不是在上班，就是在上班的路上”。
“除非家里有矿，95后不也是打工人么？”刘杰叹气。伴随95后相继走入职场，昔日媒体语境里贴在他们背后的“张狂”、“个性”等标签，在互联网大厂的系统里，被一概扯掉。
过了22年舒坦日子，王恒初入职场就被社会教育了一番。部门绩效在全武汉分属第一，付出的代价是，小组12个人，每天被小组长强迫工作到凌晨以后，8月只放了一天假。
小组长则拿走了全部的好处，一路升职加薪。部门10个同事相继辞职。
王恒原本没打算离职，他计划待够2年，给自己攒够跳槽的资本。毕业半年就失业，他担心简历不好看。“生化环材”这类“天坑”专业的毕业生能进互联网大厂已经是幸运。大学室友有人至今没有工作，有人每月只有五六千的工资，而他毕业就拿到20多万年薪，超过了大多数同龄人。
公司的福利保障也足够丰富，包吃包住打车能报销，每月领的工资实现零花钱自由。
但6个月都没能熬下来。令王恒失望的是，这家以扁平化管理闻名的互联网大厂，大小领导唯绩效论，实在缺少人情味。年底家里有事儿需要王恒回去1天，小组长却断然拒绝王恒的请假申请，给他两个选择：要么上班，要么离职。
没办法，王恒只能选择离职，HR替他打抱不平，问他，“为什么不反抗？95后这么乖么？”
“没意义，懒得争。”王恒的回复，比90后更佛系
在员工人数动辄以万计的互联网大厂里，刘杰和王恒不会是孤例。这里不缺年轻人，也不缺高学历。对年轻人来说，大厂意味着阶层跃迁、财务自由和光宗耀祖，但也注定无法摆脱加班、35岁恐惧症、“工具人”宿命，乃至过劳死的风险——那个名叫润肺的23岁女孩倒在乌鲁木齐凌晨街头的阴影，显然会笼罩很多大厂年轻人心头许久。
在2020年这个多事的年份，大厂里的年轻人生存处境到底如何？95后标签下，他们究竟拥有怎样的面孔？
和直面派对话的大厂95后，涵盖名校硕士和二本毕业生，他们的经历，或许可以呈现出当下互联网时代的真实一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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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杰，24岁，前内容平台人工智能运营
“2020年教给我的真相是，‘活着’居然这么艰难。”
都说本命年是道坎，2020年，我的24岁是生活和失业的全面溃败。
在很多人眼里，这家内容平台开创了互联网算法技术，公司的主要力量应该是算法工程师这类技术岗。
算法工程师确实在公司地位高，收入高，但他们的数量只占公司10万人中的小部分，60%以上的同事，做的是非常底层基础的工作，比如审核、标注平台上的评论，一字一句教机器人识别，筛出政治敏感、色情、暴力的内容。
平台上每天会产生海量敏感评论，做这种工作，拼的是就是心理承受能力和体力，成长空间狭窄，但凡不是文盲，接受几小时培训，初中生都能做。
去年从某211大学毕业后，我入职大厂，起点不算低，岗位是人工智能运营。归根结底，我的价值就是公司里的螺丝钉，一插上电就能跑的机器。
但我不是机器，是个有情绪有思想的人，每天看海量的负面文字，对我的大脑都是暴击。
关键公司讲究结果导向，项目上线时间只会提前，不会推迟。我所在的部门里面还有非常多的项目要赶进度，导致我的工作强度非常大，熬夜到凌晨1点是常事儿。
好不容易转正，年底部门突然组织架构调整，听说中间涉及了高层内斗，一大半的同事被调走，留下来的人也没好果子吃，工作量直接翻倍。
按说我的学历不差，找工作不难，但是我所做的标注工作，在互联网公司属于独一份，这儿积攒的经验，跳槽后根本没有用武之地。
以大厂作为职业起点，好坏参半，好处是，工作环境光鲜，福利保障完善，起点高，职场路径大体是越来越好。坏处也很明显，跳槽范围狭窄，人都是往高处走，进小厂落差感会特别强。
我当时有顾虑，毕业半年就辞职，没有专业技能，失去了应届生优势，还不如留下来工作一年，尝试转岗。
但到2020年踏入本命年，老天爷成心要考验我。
年初爷爷因为肺癌去世，毕业后异地的女朋友跟我提出分手，我跟她相恋5年，抵不住任何现实波折，自从她顺利考入山东一所学校当老师后，我和她的距离越来越远。她的父母一直催她结婚，我的事业毫无起步，最后只能接受分手。
到疫情爆发，每天眼睁睁的看着被感染的病人去世，平台评论区每天会出现大量震惊三观的爆料。被迫远程办公的2个月时间，我的日子过得特别压抑，我的房间没有阳光，每天在厕所，厨房，卧室打转，没人跟我说话，还要应付根本干不完的工作。
我能感觉到，我变得麻木了，没有情绪，像个机器人一样在工作，似乎只有忙起来才能让我过完每一天，我当时就在想，2020年“活着”就可以了。
到5月份去公司坐班，没呼吸上几口新鲜空气，我体检查出了肩周炎，脊椎病，心律不齐，心理咨询师说我有轻微抑郁倾向，要我做长期心理干预。
我本以为转岗做自己喜欢的工作，至少能缓解抑郁情绪。就跟领导、HR申请转岗，没想到在HR那儿卡住了，可能他觉得，我这一年没长进，没能力转岗。
这样的处境就很尴尬，新岗位去不了，我跟领导明确表态要转岗，所以干脆辞职。
说实话，辞职的那一刻很爽，在家休息了一个月，抑郁情绪一下子消失了。
但很快，我继续陷入焦虑的沼泽地里，给大厂投简历迟迟没有回信，我开始自我怀疑，我想不通过去一年的经验积累究竟有什么用处。
那段时间，听说一名同事，做了3年标注出来从零开始，在一家小广告公司做营销推广，我也打算尝试转行。我大学学的是新闻专业，爱好拍电影，干脆就进入传媒行业去工作。
到9月，我去了一家专门给政府机关拍纪录片的公司，和我对接的人基本是体制内的官员，处长之类。
工作看起来很高大上，但政府结款缓慢，加上今年传媒行业行情太差，我在这家公司工作了一个多月，感觉是在交智商税，一分钱工资没领到。
传媒行业的收入本就不高，我因为学历优势，起始薪资是6000块，比在大厂的收入少了三分之一。 但这家公司，6000块的工资都拖欠。
最坑的是，我为了这份工作，特地搬家到了东五环，本想好好干，没想到工作1个多月，我又得辞职找工作。
或许这就是2020年教给我的真相，原来简单的“活着”，居然都这么艰难。
这个时候已经是11月，错过社招高峰期。我试过给自己喜欢的公众号投简历，但是他们不招人，我甚至想过跟他们商量当一名实习生，都没有机会。
之前去广告公司的同事更惨，广告公司只给她每个月3500元的工资，生活都保障不了。为了生活，她选择重新回公司，继续做毫无成长空间的标注工作，付出的代价是未来的职业生涯，基本上没有了上升空间。
而我5个月没有收入，毕业1年毫无长进，去小公司收入低，进大厂没有竞争力，我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，对这个社会能发挥怎样的价值。
最终还是老东家拉了我一把。录取我的大厂，和它是竞争公司。录取我的最直接需求是，他们可以借由我，来分析内容平台的产品。
一年，换了3份工作，再次回到原点。现在的工作或许是我找到自我价值的最大机会。
否则，我的2021年可能会更丧。
李乔，25岁，电商巨头程序员
“碰上好领导，比中六合彩都幸运。”
入职之前，我有朋友不止一次跟我说过，他在大厂实习的2个月，经历非常糟糕。
他是北京某高校的硕士，但大厂人外有人，最不缺的就是高学历的员工。那2个月时间，领导每天催进度，喜欢言辞激烈的训斥实习生，当着全部门的面，训斥个别实习生能力不行，给团队拖后腿，想要留下来，就得多加班，多努力，又不告诉他们改进的意见。
他跟集团内部不少部门的同事交流，发现领导们对实习生的态度都很差劲，觉得公司小领导爱打压新人，越待越没信心，过完暑假就走了，后来才意识到自己可能是遭遇了职场PUA。
我和他不一样，我能进大厂，能留到现在，多亏碰上好领导。
这一年来，我能明显到，巨头公司核心部门和边缘体系的天差地别，就跟创业公司创始人决定天花板一样，在巨头公司，开放包容的部门领导，能决定整个部门的生死。
我们作为公司底层打工人，领导吃肉我喝汤，只要好好工作，不断提升自己，我就不用担心失业。
和朋友不一样，他学历高，有选择权，能进不同的大厂，我进大厂的过程非常曲折。
大学毕业后成了深漂，在保险集团旗下的子公司工作，节奏和国企差不多，日子过得相当舒服，日常965，加上我的大学同学都在深圳，每天下班后都能约起来吃喝玩乐。
但好日子没过多久，赶上互联网行业裁员潮，公司分批次裁员，我在第二批名单上，年底就得走人。好在之前作为公司少数的年轻人，我爱思考产品逻辑，独立操盘了不少项目，求职的时候才不至于被动。
我的简历刚撒出去，就接到了巨头核心部门的电话，邀请我视频面试。中间花了4个多月时间，面试4个部门，走了16轮面试，才在疫情之前确定岗位，来了杭州，一块完全陌生的土地，没有朋友，远离亲人。
现在回想起来，我的2020年很幸运，有大厂庇佑，不用担心失业，远离内卷竞争，更重要的是，有被伯乐相中的感觉。
刚来的前2天，我的情绪非常差。部门一年来，只招了我一个新人，我感觉自己是个闯入者，打扰了他们的平静生活。心里面非常自卑，觉得学历没他们好，他们都是名校硕士生。
最后还是部门同事点醒我，说我能进大厂，如果学历不占优势，说明技术更强。
我是一个天生爱热闹且随性的人，比较在意工作和生活平衡。我能感觉到部门领导很懂我们95后。
他鼓励我们弹性办公，只要工作做完了，工作日可以出去玩剧本杀，他也愿意抽时间指导我，教我方法论。同事们的年纪差不多，相处起来比较舒服，内部没有学历鄙视链，不排外，不抱团，到入职的第3天，我就跟同事打成了一片。
工作有保障，新城市的生活自然能适应下来。周末跟同事聚聚餐，平时在家撸猫，远程办公那几个月，我一个人和猫相依为命，日子过得还挺满足。
尽管我不确定能在公司待多久。据说公司每年会有10% 的人会被淘汰。
我看得很开。从毕业起，我做的就是JAVA 程序员，这家公司恰好是不少JAVA技术开源的地方，我以前有预想过，毕业3年进大厂见见世面，刚好在2020年实现了。
未来我还有5年计划，8年目标，我有预感，碰上一位好领导，能带领我走向一个超乎预期的职业高度，收益不见得比中六合彩差。
如果能在公司多待几年，就算不升职，未来离开公司，在创业公司当个管理层，最低标准也能避开所谓的35岁职场危机。
刘涛，25岁，前搜索巨头程序员
“今年内卷太厉害，庆幸我不是在2020年毕业。”
我在2020做了2件大事。一是从工作3年的搜索巨头离职，跳槽去了我最好奇的公司内容平台，二是准备考研，必须要在30岁之前上岸。
我有强烈的危机感。毕业第3年，或许是人生的一个十字路口。同届本科毕业的北漂同学大多数选择回老家，他们在北京的生活过得不如意，大厂进不去，小厂收入低，没有保障，回老家压力没那么大，日子能稍微舒服点。
留下来的同学都是硕士毕业后北漂，在北京的大厂或者国企工作。衬托得我像个幸运儿，毕业校招进了大厂工作，因为学历不高，薪水被HR压出了白菜价，好在公司技术能力是中国互联网大厂里面的顶尖。
我当下的想法是，只要在公司好好工作几年积累技术能力，以后跳槽一定会抢手。
我要庆幸自己早生了几年，没碰上裁员潮，没碰上疫情求职，要是在今年找工作，学历没有丝毫优势，HR的眼睛不会在我的简历上逗留哪怕0.01秒。
年初在家远程办公那会儿，每天非常焦虑，洗个碗都觉得很痛苦，时刻需要撸猫放松心情。
我不是愁工作干不完，而是担心我的未来。一茬又一茬的年轻人找不到工作，我依仗的时代红利能吃几年呢？如果再不往上走，进入管理层，我可能不到30岁就会被淘汰。所以我下定决心，他们考研提升自己，我也要考研提高竞争力。
在大厂工作，3年或许是一个瓶颈期。
互联网竞争大，履历稍有蹉跎就可能被淘汰，中间还会涉及江湖纷争、办公室政治，就意味着，我们这群打工人，基本要求是技术不断进步，能跟上团队的脚步，项目的需要，更重要的能力是：跟对人。
刚入职的新人，薪水低，肯加班，能熬夜，只要不闯祸，在办公室斗争中基本上不会被波及，但过了新人期，不能往金字塔上边走，就会面临淘汰。
能不能跟对人纯属看命。如果领导在公司根基深，能力强，能一步步走上去，他的嫡系就算超过35岁，都不会担心失业。但凡领导有一口饭吃，部下都能吃饱。但互联网变幻莫测，高管一旦被夺权，整个派系都得遭殃。
我的问题是不知道跟谁。入职部门没多久，部门领导和大领导被调走，新来的领导和我关系挺好，但没待多久，也走了。
5月到公司坐班后，我能清楚的感觉到，公司比我年轻的人越来越多，我没有新人优势，没有晋升机会，再划水摸鱼下去，蹉跎2、3年，我的职业经历就全完了。
到2020年9月，金九银十的求职期，我开始投简历准备跳槽。没想到结果会这么好，每个互联网大厂都非常重视有搜索巨头履历的的员工，特别是这家内容平台，面试流程非常快，面试完就给我发了offer，跟我商量入职时间，薪水翻倍。
我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，新公司的工作强度是之前的3倍。
近3个月，我的日子过成了两点一线。每天下班都是晚上11点以后。公司有福利，打车能报销，但大厂11点到凌晨1点都是打车高峰期，特别是冬天，每次打车一看，排队人数80多号，起码要等1个小时，还不如骑车回家。
到家稍微洗漱一下就睡，睡醒了就该去公司上班，家里的2只猫都不爱搭理我了。
新公司还是大小周安排，小周末基本只想睡觉， 以前晚上能和朋友约饭，现在约饭基本要排在周末，还得挑大周末，小周末必须要在家休息一天。
在搜索巨头那会儿，我每天都会去公司健身房健身，新公司也有健身房，但我一次没去过，身体太累了，没劲儿运动，根本不想动，回家只想在床上躺着。
也因为没时间备考。第一次考研，等于裸考，上了考场，发现题目都不会做，真的很难受，我希望2021年要好好准备，做个时间管理大师，在30岁之前考上研究生。
虽然我能预料到，2021年的日子，我会非常辛苦，元旦节都被要求加班，但互联网市场变化太快，既然进入了这个赛场，只能要求自己，不断往上攀爬
打工人、干饭人，这些年度爆梗背后是年轻人对于职场、生活的自我解嘲，也反映了他们对于严肃议题的独特思考。
如何正确认识这一代年轻人？为了解答这些问题，腾讯新闻联合众多优质创作者，围绕95后这个“年轻群体”，通过行业观察、人物故事、市场报告等一系列的内容，试图为大众揭开这个新兴群体的真实群像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