海口印刷：雕版印刷术发明考

对文献批量复制的社会需求还与教育有关，并且这种需求相比宗教上的需求，意义更为重大。对于“文献之邦”的我国来说，以儒家经典为代表的所谓“正经正史”才是主流社会认可的“图书”。即使以现代的眼光来看，这类文献所承载的信息和知识也更为丰富和多样。隋代产生、唐代基本成型的科举制，是引发这种社会需求最重要的因素。

　　科举制分科举人，考试科目基本固定，学习内容也基本固定。换言之，由过去个性化的学习转变成标准化、程式化的学习。除普通考试外，还有不少专科，如医学、律学、书学、算学等，这对于经学一统的两汉魏晋南北朝来说，是一场革命性的变化，大大促进了教育的发展，也促进了图书事业的进步。在科举考试制度之下，全国同一科考名目下学习的内容基本相同，教材也大同小异，于是，科举考试用书的批量复制便有了强烈的社会需求。史载，五代后唐长兴三年，“宰相冯道、李愚，请令判国子监田敏校正九经，刻板印卖，朝廷从之。锓梓之法，其本于此，因是天下书籍遂广”。北宋沈括也说过：“版印书籍，唐人尚未盛为之，自冯瀛王始印五经，已后典籍，皆为版本。”过去许多学者据此将冯道主持刻印官方定本“九经”作为雕版印刷术的起点，是有道理的。在此之前，并不是没有雕版印刷的图书，史籍中有不少相关记载，沈括所说的“唐人尚未盛为之”，也没有否认唐代曾有雕版印刷的图书。但是，对于儒家社会的读书人来说，只有“正经正史”这类图书才是真正有意义的“典籍”。

　　雕版印刷图书进入“黄金时代”

　　如果说，隋唐时已开始用雕版印刷图书，到五代时雕版印刷正式登上了“大雅之堂”，而用雕版印刷的图书被全社会普遍接受并得到广泛应用的“黄金时代”，则是在宋代。

　　推动雕版印刷图书“爆发式”普及最深刻、最直接的原因，是宋代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特别是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，以及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。早有众多学者指出，宋代尤其是江南的农业生产力水平达到了我国古代社会的高峰，并居于当时世界的前列。农业生产力的提高，使得很大一部分劳动力可以从土地上解放出来，从事农业生产以外的职业。一方面，宋太祖曾宣布“本朝不抑兼并”，土地私有化迅速发展。由于土地兼并，农民增加了失去土地的可能性，也增加了离开土地的可能性，当然也就增加了选择从事土地耕种以外如手工、商贸等职业的可能性。地主对于土地的权利也变得简单了，可以离开农村进入城市，“坐食租税”。这些变化，使得城市快速发展。庞大的市民阶层既是文化产品的主要生产者，也是文化产品的主要消费者，城市成了名副其实的手工业中心、商贸中心和消费中心。另一方面，宋代力役制度的变化，也使得工匠在应役之外的时间可以自由支配，从而促进了民间手工业的发展，社会分工越来越细、越来越专，出现了不少专门从事雕版印刷的工匠，朱熹状告唐仲友一案中私刻会子被判刑的蒋辉就是这类专业的工匠。此外，宋代全国性的商贸体系也已十分完善。在宋代各行各业中，雕版刊印图书是一个利润颇丰、影响很大的行业，除了私人刻印书籍外，各级各类政府机构也刊印、售卖图书，图书印刷原料生产包括造纸、制墨和雕版、刷印、运销等已经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。这些变化，既促进了文化产品数量的增长，也提高了文化产品的质量，是雕版印刷术的应用在宋代进入“黄金时代”最重要的社会、经济因素。

　　雕版印刷术从发明到广泛应用，与其说是一个事件，不如说是一个漫长且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，在此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，是社会、经济因素远远超过了雕版印刷技术与方法本身。研究这个发展变化的过程，需要以宏观的视野，将其置于特定的社会发展阶段，从社会、经济、文化等方方面面进行综合的观察、分析。雕版印刷问题如此，其他许多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也无不如此。

　　（作者系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，专著《中国古代图书史——以图书为中心的中国古代文化史》入选《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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